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后，其长子岳云和爱将张宪也相继被处决，首级被悬挂于城门示众。岳飞的妻子李孝娥带着次子岳雷（时年15岁）、三子岳霖（12岁）、四子岳震（7岁）和五子岳霆（3岁）被流放至岭南蛮荒之地。直到宋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昭雪，这些在岭南饱经风霜的岳家遗孤才得以北归江西故里。其中岳霖穷尽毕生精力搜集父亲生平事迹，由其子岳珂最终编纂成《鄂国金佗稡编》及《续编》，这两部著作因其详实的记载成为后世研究岳飞最重要的历史文献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权相秦桧在明知斩草不除根可能招致后患的情况下，却未力劝宋高宗对岳飞满门抄斩。这绝非秦桧或高宗突然心生怜悯，而是受制于宋代严密的司法制度。即便贵为天子，也必须遵守《宋刑统》中罪不及孥的明确规定，这一制度性约束使得岳家眷属得以保全性命。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《说岳全传》中，对此有一段戏剧化的演绎：当梁红玉听闻高宗欲诛杀岳飞全家的消息后，立即让丈夫韩世忠入宫劝谏，自己则率领二十名巾帼女将直闯秦府。面对瑟缩在书房不敢露面的秦桧，梁红玉当庭痛斥其卖国求荣的罪行，并威胁要发动兵谏。迫于压力，秦桧只得谎称已向皇帝求情，最终改判岳家女眷流放之刑。小说还描写梁红玉与岳夫人义结金兰，并派四名家将沿途护送，使秦桧的暗害图谋未能得逞。 然而这些情节实为艺术虚构。真实历史中，宋代司法体系对死刑适用有着严格限制。即便确犯谋逆大罪，依律也只处死本人，家属最多流放。以蔡京等六贼为例，虽祸国殃民至极，最终也仅判流放。更何况岳飞案中，大理寺的司法审查已明确认定查无实据，朝野上下为岳飞鸣冤者众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即便高宗有意株连，也不得不顾忌汹涌的舆论压力。 细究秦桧罗织的罪状，最严重的不过是谤讪君上——指责高宗缺乏进取之心。这在以刑不上大夫为祖训的宋代，根本够不上谋反重罪。即便是引发高宗震怒的淮西兵变事件，岳飞的实际行为不过是愤而辞官，按律最多构成行事轻率。最终以谋反定罪，完全是高宗与秦桧等人刻意罗织的结果。 宋代流刑虽较死刑为轻，但实际仍异常残酷。流放者需徒步前往岭南烟瘴之地，不得携带财物，途中常因疾病、虐待而亡。为此朝廷特别规定沿途馆驿需提供基本照料，这才使得带着幼子的李孝娥等人得以幸存。这种司法制度的人道主义设计，客观上成为了岳飞血脉得以延续的关键保障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创通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